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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标准普尔信用评级,对中国内地银行业不良资产比率的最新估算为,内地银行2003年底的不良资产约占其银行体系总贷款的40%;在2003年中,标准普尔对内地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所作出的估算为45%。在调整其对不良资产比率估算的同时,标准普尔亦指出,中国内地经济增长放缓将可能导致较多的不良贷款出现。标准普尔在两份报告(《中国银行业面对经济放缓带来的挑战》和《中国银行业面对不良贷款压力》)中指出,标准普尔对内地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估算,部分反映了其认为内地银行在贷款审批作业方面依然存在改善的空间。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预料下一轮的不良贷款很可能主要来自对中小型企业和高价住宅房地产发展商发放的贷款。标普说,内地银行业若要把其不良资产或不良贷款降至2%--3%的水平,估计需要6-16年。在这项估算中,“6年”是以官方不良贷款比率17.8%为计算基准,而“16年”则是基于不良资产比率为40%计算出的结果。
标准普尔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坏帐率的估算和这些银行自己的报表有着很大的出入,这里倒也不去说它。但标普称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随着政府宏观调控的展开、经济的相对收缩将有所上升,这一预测与我们本国专家们的判断却是庶几相同的。无论是对钢铁等上游产业投资的遏制,对“铁本”、“建龙”等违规项目的查处,还是对MALL、大学城等地方政府主导的大型工程的喊停,所造成的直接的经济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宏观调控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但种种事实表明,这些损失最大的承担者,既不是像铁本、建龙等私营公司的老板们,也不是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其他企业和学校,而是我们的国有银行——因为它们是这些项目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本来,银行积极地参与此轮的经济扩张,超历史纪录地发放大量贷款,不仅是因为看到其中的“利好”希望赚得高额的利润,而且还暗中打着以这些超量的新增贷款来加大贷款总量的分母、缩小坏帐分子的“算盘”,以此满足主管部门近年来对他们强调的尽快降低过高的不良贷款率的“政绩”要求。然而,“宏观调控”这一重大政策的突然变化打乱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这些如意算盘。
如今,他们不仅正在成为宏观调控最大的“受伤者”,而且还面临着好不容易“压”下去的不良资产率重又高企的危险。“铁本”或“建龙”之类就不必说了,类似MALL和大学城这样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工程项目一旦停建甚至下马,最大的“受伤者”肯定又将是贷款银行。即便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未来宏观调控的力度将不能不顾及这些因素而趋向温和。对现在被紧急叫停的那些项目,由于“木已半成舟”,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中央政府有可能不得不采取折衷的做法,对其中的大部分项目在削减预算和规模的前提下逐步地“缓缓放行”。道理很简单,国有银行的损失,最后还是得由它的“老板”——政府来承担。返回 ( \l a)
按照我国税法规定,金融保险企业应缴纳的税种主要有: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具有税收性质的教育费附加等。目前,中资银行税负较重,33%的所得税,加上原来8%的营业税,如果把营业税换算成所得税的话,则银行业总税率高达 67%左右,近三年营业税虽每年降了1个百分点,但总税率仍在50%~60%区间。而且,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税收负担也不公平。
所以,外资银行的所得税负担要比中资银行轻得多。为提高中资银行资本充足率,增强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竞争的实力,因此应该合理调整中资银行营业税税基及附加,完善税前扣除项目,对中国银行业的现行营业税进行改革,合理调整中资银行营业税税基及附加,完善税前扣除项目。统一境内中、外资银行等金融企业所得税制。统一后的金融企业所得税应按照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原则,减轻中资银行的税负,取消外资银行享有的税收优惠,促使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趋于一致。返回 ( \l a)
央行发布的5月份金融运行形势报告表明,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偏快的态势明显减缓,当月人民币新增贷款1132亿元,同比少增1404亿元。这一落差体现在2003年信贷第二大省——江苏省的贷款数据上,变成一条更清晰的迅速跌落的曲线。今年一季度,江苏平均每月新增贷款300多亿元,4月份骤降为159亿元,5月份更探至54.6亿元的低谷。浙江与江苏几乎比肩而行。这个去年以全年3000多亿新增贷款居全国第一的省份,今年一季度新增贷款980亿元,至5月底新增贷款1194亿元,亦即在4、5两个月里,仅仅新增了214亿元,相当于去年一个月的增长量。
据人行浙江平湖支行一位人士说,“平湖的房地产开发贷款4月末就停了,能贷的也不贷了。现在很多银行私下的观点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避免政策风险。”实际上,平湖的金融环境一直比较好,比如建行平湖支行的不良率就只有0.025%。但是,银行对严厉的行政调控手段还不太适应,有些无所适从。有学者担忧地说,“这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在现有的宏观调控压力下,有可能造成很强的负激励效果。银行‘不贷不错’恰恰是大错。”“不贷不错”带来的另一个担忧是,在贷款大幅缩减的情况下,银行的当期利润如何实现?数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人士都持有同样的观点:由于银行的利润大部分来自于存贷款利差,一定的贷款量是实现利润的前提,大幅缩减贷款,可能使一些银行完成不了今年的利润指标。不少房地产企业在无奈中开始寻找别的融资途径,甚至不惜私下进行高息借贷,一般利息在15%或更高。有的甚至通过地下渠道融入国外的资金,利息通常不高于22%就算正常。在浙江,一些中小房产开发商为了解决问题,以高于银行5、6倍的利息,将土地使用权或房产抵押给典当行,以获得资金。
宏观调控中过度使用行政手段,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信号,扭曲了商业银行内部的激励机制,直接造成对实体经济的硬伤,并由此引发整体经济的大起大落,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而且有可能变成事实。当初的“大起”系由行政主导的投资过热所引起,但既然已经铸成大错,只能因病施治,徐图化解,若再以“限贷”、“停贷”等行政指令以求矫枉过正,势必再次坠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加剧已然形成的风险。前期“杀一儆百”的负面效应于此亦有所表现,消极心理逐渐蔓延,反正是国有银行,多贷多错,不贷总没事了吧?但若换作一家私营银行,不贷岂不就是慢性自杀吗!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再次发话了,要求“宏观调控把握好力度和重点”,“支持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的正常流动资金贷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建设项目。”返回 ( \l a)
日前关于银行对三九集团贷款失控的问题,评论认为银行要避免“集中授信”和“过度授信”。银行贷款之初,不能仅看企业一时红火,就盲目授信,这样聚集了大量风险,一旦企业经营出现问题,银行也随其陷入困境。前些年银行“垒大户”的经历就是教训。现在银行围着大企业转,而冷落了众多渴求贷款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对此,外界称银行“只会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其实,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里并不缺乏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如果银行贷款向其倾斜,不仅可以分散风险,还可以发现和培养潜在的优质客户。
集中贷款投向大城市、大客户,正是前期商业银行经营战略大腾挪的结果。原先所忌讳的就是县及县以下的中小企业,就是“小、低、散”的结构布局,所以要撤并农村的网点,要向各大城市、大企业集中,而这也正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初期的首选。中资银行担心不抢占这块阵地,优质客户就会都让外资银行抢了去。所以,集中授信、集中贷款可以说是势在必然,在所必争,这何错之有?然而,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真理往前多走半步就成了谬误”。即便是像三九集团这样颇有影响的大企业、高成长企业,多家银行围着它转,“众人拾柴火焰高”,烧过头了,也会把企业“捧杀”。捧杀企业的后果,也就把银行自己也搭进去了,最后如梦方醒,发现手里捧的原来是块烫手山芋。
银行界人人皆知对大企业过度授信的风险,为何又偏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分析起来有具体原因。比如说,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度小,操作成本高,信息搜集成本也高,费工费力,忙来忙去油水不大,所以提不起兴趣;而大企业大额贷款做一笔是一笔,且无论如何,贷给大企业总要保险得多,“瘦死的骆驼胜似马”,怎么着也能捞点回来。也许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国有大银行的本性所规定,国有大银行对应国有大企业、政府大项目,为国企服务、为政府服务,似更合乎逻辑。贷给国有企业、贷给政府项目还能错吗?即便贷下去收不回来也没自己的责任。要国有大银行去做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果真照了做去,也会有一系列的麻烦,万一出错收不回来怎么办?这些小项目一笔贷款落实到一个信贷员头上,“终身责任制”,吃不了兜着走;那些大项目大企业就不同了,不会是一个人拍板,就是有责任也是大家挑。两相比较,这内在的驱动力卓然有异。所以,要求四大行加强为中小企业服务喊了多年,这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疙瘩总也没有解开的时候。
难道国有大银行集中授信和放款改变不了,这倒也未必,无非是在风险控制上需加改进而已。小客户虽然风险分散,但对于大银行来说却并不意味着风险就会小些,因为在“信息不对称”这点上,大银行对应小客户比起对应大客户,似乎劣势更为明显。需要提醒的一点是,银行向来对企业较为“警惕”,而对政府则往往容易盲从甚至“迷信”。殊不知在现行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仍有差别,搞定了地方政府未必就没事了,地方政府开了“保险单”,中央宏观政策一变,地方政府胳膊扭不过大腿,说过的话也当白说,到头来还得银行买单。所以有论者分析,此次商业银行就有可能成为宏观调控最大的“受伤者”。商业银行要规避风险,不是说大客户出了问题就去找小客户,等到小客户出了问题又找大客户,而应审慎研究真正的风险源,找出杜绝风险的有效对策。返回 ( \l a)
就在银行次级债券加速发行的同时,日前出台的《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明确了对银行次级债券的监管部门、发行主体、市场参与者的权利和责任。 业内人士指出,管理办法中一项重要的规定是,允许银行之间相互持有次级债券。由于此举拓展了银行次级债券的认购群体,从而打破了次级债券发展的瓶颈。在此之前,银行次级债券的最大投资主体是保险公司,而且在投资总量上还受到比例限制。按照保监会今年3月下发的规定,保险公司投资银行次级债务的余额按成本价格计算,不得超过该公司上月末总资产的8%;投资一家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务的比例累计不得超过该公司上月末总资产的1%。
从不允许银行购买其他银行的次级债到允许银行相互持有次级债,对于银监会而言可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央行和银监会有关人士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次级债券的清偿顺序在一般债务之后,因此次级债券向个人出售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国外商业银行次级债券的持有人大都为机构投资者。从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结构来看,商业银行一直是债券市场的主要投资力量,而其他各类机构投资者正处于培育和发展过程中,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例相对较低。为了拓宽次级债券发行渠道,降低商业银行发行成本,允许商业银行投资于其他商业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券是较为现实的选择。并且,“商业银行相互持有次级债券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巴塞尔委员会原则上不反对商业银行持有其他银行的次级债券。”同时,为了避免商业银行过度相互持有、防范系统性风险,《办法》对商业银行持有其他商业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券按照其核心资本的20%设定了限额。商业银行持有其他银行的次级债券按照100%风险权重计算风险资产。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很多人的担心。银行之间相互持有次级债务,等于把所有的银行拴在了一起,如果有一家出现问题,对于所有的银行都将是灾难,这就是日本银行业的情形。银监会允许商业银行相互持有次级债,这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